“学科专业目录已经从10年前每10年修订一次，到现在每年更新发布急需学科专业清单，并适时发布微专业、微学分，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近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呈现的这一数据，揭示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正在进行的深刻而迅捷的变革。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多，全国高校学科专业点调整比例已超过20%，远超“十四五”规划设定的同期目标。这场规模空前的“学科专业调整优化”浪潮因何而起？其深层逻辑何在？（湖北研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学科专业调整的必然性

2025年8月，《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的印发，为这场优化行动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而早在2023年提出的“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的目标已实现。数字背后是行动的力度——全国高校增设博士点1064个、硕士点2258个，同时撤销部分博士、硕士点；本科专业点新增3715个，撤销和停招6638个；高职院校专业点变动更为剧烈。

“学科专业调整的加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福耀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提出，国家竞争范式的转变是首要驱动力。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刻不容缓。他类比了美国推出“芯片法案”后高校密集布局半导体专业的做法，强调我国同样需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进行超常规的人才培养布局。

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加速度”正倒逼高等教育体系改革。此外，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稳步扩大与动态调整机制的不断完善，也为专业设置响应“市场脉搏”提供了制度保障。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宋佳曾依据相关数据对42所一流大学学科调整规律与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并发现了人才培养固有周期与市场需求快速变化之间的矛盾。“高校不能完全被动地‘跟着市场走’，但必须高度重视市场信号，避免‘学生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宋佳提醒，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不能完全被市场牵着鼻子走，陷入过度市场化的陷阱。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王建华则从国际比较视角观察到，尽管中西方驱动机制不同——我国更多由政策驱动，西方高校自主权较大，但文科一定程度的压缩和学科的交叉融合已成为共同趋势。这是高等教育应对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和社会需求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徐飞将这场调整的底层逻辑归结为“供需再平衡”，即通过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与经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的“系统性错配”，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正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转向追求“质量—结构—效益”协同并重的新范式。

警惕调整的误区与风险

在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的强劲驱动下，合理的加速调整是必要的。然而，多位学者在采访中表达了对可能出现偏差的担忧：必须警惕“重调整速度、轻建设质量”“盲目追逐热点、忽视特色培育”等问题，亟须从国家规划、学校定位、评价体系等多维度进行系统性改革，真正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王建华直言，当前的调整中，“调整”的操作色彩较浓，而“优化”的战略意识有待加强。“有时操作标准过于简单化。”他举例道，比如，仅仅依据高考录取分数高低、初次就业率排名或学科评估等级来决定专业的“生死”或规模。这种“撤弱扶强”“扩优缩劣”“增新去旧”的做法，短期内或许能提升某些办学指标，但从长远看，可能破坏高校内部良性的学科生态，最终不利于形成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沃土。

宋佳特别强调了基础学科与人文社科的重要性。“没有扎实的理科基础和人才的理科素养，工科发展将缺乏根基，技术创新难以持续。而没有人文社科的滋养，大学将失去灵魂与精神高度。”她提出，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往往承载着培养批判性思维、价值判断能力和文化素养的重任，其价值是长远而深厚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则提出，如果仅改变专业名称，而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培养模式等核心要素并未随之革新，那么这种“优化”无异于“换汤不换药”。他担心，这种应付式的调整不仅无法培养出市场真正需要的高质量人才，还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回归立德树人强化分类施策

面对复杂多元的影响因素，学者们普遍认为，学科专业调整优化必须进行系统考量，综合平衡国家战略、科技前沿、产业规划、就业市场、学科逻辑、高校基础、国际经验与区域需求等多重维度。

王建华强调，最根本的原则是必须有利于立德树人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能违背高等教育的“教育性原则”。

“就国家层面而言，关键在于做好前瞻性规划、实施分类管理和推动信息公开。”熊丙奇认为，应制定5—10年的中长期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加快建立和完善分类管理、分类评价体系，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同时提升专业开设、招生规模、就业状况、紧缺专业清单等信息的公开透明度，倒逼高校基于自身条件、定位和社会需求，科学论证专业设置与优化路径。

学科专业调整绝非简单的“加减法”，而是一场关乎教育理念更新和制度体系重构的深刻变革。熊丙奇强调，高校自身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厘清自身的办学定位与发展战略。全面梳理现有师资队伍结构，找准自身的学科特色和核心竞争力所在，避免“千校一面”。“只有真正回归育人本质，坚持质量优先、特色发展，才能避免今天的‘热门’沦为明天的‘冷门’，才能为国家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优化调整的主体责任在高校，必须激发高校的内生动力，形成上下联动、权责清晰的良性格局。“各地及各校在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下，自然会主动开展学科专业与区域发展的匹配度分析，找到对自身长远发展最有利的建设方向，并调配资源坚守特色。”他对此抱有信心。

构建动态调整体系

《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明确提出实施“急需学科专业超常布局行动”。

“某种意义上，急需学科的超常布局反映了我国现行‘目录式’学科专业管理制度的某种困境。”王建华认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应是一种“动态适配”的关系，而非刻板的、静态的一一对应关系。

王建华提醒，高等教育必须保持“常为新”的活力，但不能陷入“一味追新”的浮躁。学科专业调整需要战略“定力”，不要盲目“跟风”。如果缺乏必要的知识积累和课程体系支撑，仅靠更改专业名称无法解决深层次问题。

为确保“即时响应”机制下的专业建设质量，徐飞提出要构建“四道防线”。一是强化“需求论证前置”，设立跨学科、跨领域的专家委员会进行科学性评估，杜绝“条件不足硬上马”的情况。二是严格“资源配套审核”，教育主管部门在批准超常布局专业时，需确保高校具备相应的师资力量、实验设施、经费投入等硬性条件。三是深化“产教融合课程开发”，邀请行业企业专家深度参与培养方案制定和能力标准构建，将产业真实项目、案例融入教学过程。四是建立“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对连续就业质量不高、培养条件不达标、社会评价差的新设专业，及时亮“黄牌”甚至“红牌”，坚决撤销。

在徐飞看来，要从根本上保障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质量，核心在于构建一个覆盖全链条的治理体系。依靠“标准与认证”守住质量底线，持续完善各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健全专业认证体系；依靠“产教融合”贯通培养环节，推广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实行校企双导师制等模式；借助“大数据”精准预测需求，依托国家人才供需数据平台，发布预警报告，形成需求牵引的闭环反馈；最终要“激发院系内生动力”，改革教师评价机制，加大教学成果和育人实效的权重，鼓励跨学科团队合作解决真问题、开发新课程，切实避免“重申报、轻建设”的现象。

（本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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