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拔尖创新人才”这一标志性术语以来，我国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与前行。2006年“钱学森之问”引发全民关注，2010年教育部联合多部委推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拔尖计划1.0”），并在2018年将其推广为“拔尖计划2.0”。2024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湖北研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近几年，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一方面，中美科技竞争的不断加剧，美国对中国实施关键技术出口“卡脖子”政策，并阻碍留学与人才流动，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猛兴起，既对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加注重“自主培养”“体系构建”和“交叉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面向中小学生实施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面向具有创新潜质的高中学生实施‘脱颖计划’等。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这为全面提升我国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政策分析视角来看，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原本“拔创”相关政策主要落实在高等教育阶段，其选拔环节大体上不早于高考，其培养过程主要由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部门来落实。然而，如今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已成为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相关选育工作延伸到基础教育阶段，“沃土计划”“脱颖计划”等提法预示着人才的特殊选拔与培养将贯穿整个教育体系。这不仅是教育阶段前移、教学内容前置，真正挑战在于目前基础教育阶段的识才能力与培养能力有限，师资准备不足，“土壤”还不够肥沃。

其二，过去政策名称中“拔尖计划”的定语是“基础学科”，而《纲要》中强调的是“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基础学科是面向高等教育学科分类的概念，而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是面向国家社会需求的应用性范畴。这一变化预示着对培养目标与成效评价的“校准”。这也敦促高校进一步思考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究竟是什么，对应什么学科专业，用什么路径来培养，以及如何加强实践能力等问题。为此，本科教育知识结构的优化，硕博士教育改革，创造力的激发，特别是“如何培养出超越老师的学生”，都是不小的难题。

其三，从二十多年前开始，一流大学就在政策支持下，对市场冷门的基础学科用局部倾斜性投入资源的方式开展小规模的人才培养试点。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不太会影响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然而，近几年各级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都开始意识到选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是“新高考”中“强基计划”的全面实施，标志着“拔创”逻辑已经开始重构全体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如果在高考之前就开辟拔尖创新人才的特殊轨道，差异化的教育机会、资源分配与升学通道势必扰动教育生态，还会面临不小的公平舆论压力。

其四，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紧迫性陡增。曾经，“拔尖计划1.0”时期可以维持很小的规模，容许各式各样的实验性做法和长周期的评价，如今这个开放探索阶段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提早结束了。以2035年教育强国建设为目标，“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达成实践进展和理论建构。在《纲要》的提法中，国家的主导性地位和较大规模的自主培养能力是突出特征。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对教育体系内部的协同性和全过程选育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要注意发挥政策引导与社会调节作用，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唯有如此，方能使更多学子脱颖而出，实现教育强国图景下各类人才的包容共生。

（本文作者：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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