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1月16日播出的教育大讲堂第一期中，北京王府公益基金会荣誉理事、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理事长岑建君先生结合国际形势以及我国发展现状指出，目前我国所亟需的人才包括以下四种类型。首先是外语+科技类人才，此类人才是典型的复合型人才，即懂专业，又懂外语，是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稀缺人才。其次是高端小语种人才，此类人才能够在外交外事等重要活动中担任不可或缺的作用，不可小觑。再次是智库人才，随着“一带一路”深入发展，我国要加快智库人才培养，为政府决策献计献策。最后是国际组织人才，要造就大批参与管理、或专业发展等国际组织人才。以下是岑理事长的精彩分享。（湖北研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创新型人才

第一类是创新型人才，就是既懂专业，又懂外语的人才，这也是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的。二十年前，这类人才真的像熊猫一样宝贵。虽然今天这类人才越来越多，但数量还不够。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深入开展，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对这一类人才的需求就更加迫切了。

2003年我访问了埃塞俄比亚西北部地区的一个小镇，那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只有四五万人。当时有两位中国老师已经在那边工作了四五年，仅靠两人之力就改变了小镇的面貌。这两位老师都是农业专家，当时他们属于当地政府的科技顾问，帮助当地群众种植蔬菜和水果，规划小镇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影响很大。我们在那个小镇访问时，无论走到哪里，当地村民都管我们叫China，十分友好。这两位老师为我国外交走出去、教育走出去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因为他们要参与国内职称评定，不得不放弃所钟爱的援埃工作，这是非常可惜的。我相信，如果他们能够在埃塞俄比亚多呆一段时间，对于造福当地人民、推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一定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也会为我国外交事业发展带来更多益处，这两位老师是名符其实、脚踏实地地站在异国大地上撰写科学论文的大专家，这一类人才目前也是我国亟需的。
 

小语种人才

第二类是非通用语种人才，俗称“小语种”人才。中国的小语种人才这几年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比如2000年前后，我国开设的外语专业，包括英、法、德这些大语种在内只有30多个。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拥有100多个外语语种了，基本覆盖了全部建交国家的语言，这确实是可喜的发展。但是小语种人才中，特别是高级翻译人才还是比较欠缺的。记得2014年李克强总理访问希腊期间，由于我方希腊语高级翻译没有到位，外交部只能安排翻译先从希腊语译成英语，再从英语译成中文，耗时耗力，非常不方便，也有损国家形象。目前，我国能够用小语种进行日常交流的人不在少数，但专业翻译，特别是给中央领导担任政治外交工作的高级翻译人才确实是凤毛麟角。

我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主席访问中亚国家的时候，对方国家领导人就曾说，中亚国家刚刚脱离苏联，政治上获得了真正独立，希望中方领导人下次访问中亚的时候，能够带上熟悉中亚国家当地语言的翻译，千万不要再使用俄语翻译了。但至今，我们对这个老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外语人才的规模和数量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水平。拥有丰富的外语人才资源，不仅有助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国家人才资源丰富与否的重要标志。在外语人才培养问题上，我们与美国确实还存有一定差距。

我在纽约工作了九年，纽约市就有600多种语言，美国大学能开设200多种外语课程。美国是移民国家，其外语资源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长期以来，美国依靠丰富的外语资源，极力推进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军事情报的发展，由此推断，对一个国家来说，外语教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好处不可估量。所以，培养小语种人才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智库人才

第三类是智库人才。近年来，我国智库人才建设发展较快，各地大学、研究机构纷纷开设了国别区域研究。他们的课题研究针对性很强，注重实用性、实效性，为我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战略决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对于促进与国外智库间的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但是，从当前智库布局来看，我国智库人才结构还有待完善。不少智库专家是从英美大学毕业的，主要用英语开展研究工作。换言之，他们主要通过英语国家的书籍、资料分析研究非英语国家的国情和政策走向，而用目标国家本地语言进行研究的人数实在不多。因此，当务之急的任务就是加快小语种智库人才的培养，要派遣大批年轻有为的学生去相关非英语国家留学，学习当地语言，阅读当地报刊杂志，结交当地朋友，考察当地实情，深入理解当地百姓的所思所想。因为只有深入当地社会基层，广交朋友，智库才能写出有血有肉、贴近实际，贴近实战的报告。在智库建设方面，我们与英美国家尚存有一定差距。

我在驻美大使馆工作期间，曾访问过美国华盛顿特区若干家知名智库，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也结识了一些知名学者。美方大部分中国问题智库的学者都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其中许多人不是在中国留过学，就是长期在华工作过，对中国国情非常了解，而且又有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因此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工作流程与要求也都非常了解。美国普遍实施“旋转门”模式来培养智库人才，即一段时间在智库工作，一段时间又转到政府部门任职，通过这种跨界工作不断提升智库研究人员的素养和能力，像基辛格、原国务卿赖斯、原总统高级顾问班农等都是从智库机构走向政坛的，这种人才培养的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国际组织人才

第四类人才是国际组织人才。当今，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联合国有关规定，我国要承担联合国年度总经费的20%，成为第二大交费国，仅次于美国（22%）。另按照联合国惯例，交费大国也有权利向该组织推荐相对比例的工作人员，包括重要的管理岗位。但是，当前我国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人数却不尽人意。虽然近几年我国政府连续不断地向联合国推荐候选人，但因录取门槛太高，大部分考生惨遭落选，被录取的寥寥无几。据UNESCO统计，联合国共有5.7万名正式工作人员，但目前我国在联合国工作的人员只有1,300多人，仅占2.3%,这个比例与我国缴费比例太不对称，实在偏低。相反，美国向联合国派遣了大约5,000多人，占联合国工作人员总数的9.4%。

值得注意的是，哪个国家占取联合国岗位数量越多，尤其是高级领导岗位，谁就掌握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谁就拥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谁就给国家带来了无形好处。比如前不久，我国教育部有两位副部长连续几年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的重要岗位，他们依靠自身的影响力，时常安排国内专家走访该组织，也经常安排该组织领导和其他国家专家来华实地考察，一来一往，彼此促进了了解，增进了友谊，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成立了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一级中心，这是UNESCO在全世界设立的十大中心之一，此成果来之不易。

又如，我国知名科学家赵厚麟在担任国际电讯联盟秘书长时，主动把中国电讯标准介绍给该组织，积极推进我方科学家踊跃参与该联盟的规则制定，增强了我方话语权，很好的把中国电讯标准融入到该联盟的标准框架里，今天华为、腾讯等国内知名企业之所以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并不断扩展国际影响力，这与赵厚麟同志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的。

我有个同学叫章晟曼，从小一起长大，在复旦外语培训班学习时，我们是同班同学，亲如兄弟。1995年，他有幸被选为世界银行副行长，领导里排位第七，主管世行人事与信息工作，可以说当时他是中国人在国际组织里级别最高的人选了，之后他又逐年提升，当上了世行常务副行长，成为该行第二把手。在他主持工作期间，我国与世行的合作密切，交流频繁，项目繁多，效果显著，赢得了好评。鉴于他的影响力，他退位后我方继续派遣北大经济学教授林毅夫、财政部国际司司长杨少林担任此职务，影响力犹在。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培养、造就大批国际组织优秀人才任重而道远，道虽艰辛，仍须一往无前，这关系到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大事。

（湖北研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