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意义上博士生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纯粹的学者，然而近年来学术型博士生就业去向多元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容忽视的现象和不可回避的趋势，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博士生教育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但是，这种反思不应当仅仅基于对宏观表象的简单描述，还应当细致观察就业多元化的大趋势中微观个体所萌生的新变化以及新变化背后的原因。已有研究已从多个视角对学术型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趋势进行了大量探索，主要观点认为这种多元化就业趋势的形成主要源于研究生扩招和学术职业市场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双重冲击。本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学术型博士生入学时以学术职业为就业目标的比例只有41%，而即便是这四成比例的博士生也只有54%最终实现了学术职业的“理想奔现”。
不过，最终走上学术之路的博士生的比例仍然占总数的35%~45%，其中有一半左右则是从最初以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等非学术职业为目标的博士生中“现实优化”而来的。当然，最终在非学术职业就业的博士生中也存在“理想奔现”和“现实优化”的现象。这种入学初职业意愿的多元化以及求学过程中的优化调整使得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现象不再只是就业大环境所影响而被动做出的选择，而是受到科技革命下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对博士生教育的深刻影响，以及博士生为此所作出的主动调整。因此，分析博士生入学时的职业意愿以及求学期间的动态优化调整现象，对深化博士生教育改革，更好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具有现实意义。（湖北研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等国的研究生调查项目发现学术型博士毕业生从事学术职业的比例不断下降。美国到2006年时只有50%左右的博士生毕业后在各类学术部门从事与学术相关的职业，英国到2010年时博士生毕业后在高校从事学术职业的只有三成多，法国、西班牙以及荷兰等国也只有30%~45%的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职业。我国自2000年以后博士生毕业到学术部门就业的比例也开始下降，2021年的“全国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调查”显示在广义学术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就业的博士生比例为61.7%，如果排除其中不在教学、科研岗位的可能比例在50%左右。
对于影响学术型博士生就业去向的原因，现有研究主要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个人和家庭背景，如女性、户籍为农村、父辈具备高学历及就职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博士生群体则更倾向于学术职业；二是动机与意愿，如2019年《自然》的博士生调查数据发现读博动机是博士生职业选择的关键因素，非学术动机群体以及受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其他动机群体更容易离开学术界，而对于学术动机的博士生群体而言，不和谐的导生关系和非升即走的学术职业竞聘机制导致博士生放弃初心离开学术界；三是学科专业背景，如工科、商科等与产业、市场联系紧密的学科的博士生更倾向于选择非学术职业；四是教育经历，如非研究型大学毕业的博士生更可能到非学术职业就业，具有出国访学经历、导师支持度高的博士生更倾向于选择学术职业。
在静态的影响因素分析基础之上，近年来开始有研究采取半动态的机制分析解释博士生职业选择的过程。因为博士生职业选择并非某一时间点上的即兴抉择，而是具有过程性和长期性的决策行为，从过程性视角来看，导师的指令性规范、顶尖学者的示范性规范等主观规范，和学术成果、学术能力、学术经验等行为知觉控制首先影响学术职业意愿，进而影响了博士生的学术职业选择。基于《自然》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的研究则发现存在“读博动机—学习投入—学术能力—非学术职业选择”的机制路径。
上述静态和半动态的分析框架已经能够对博士生多元化就业的结果和过程做出基本的解释，但是仍然没有从博士生入学时就存在的职业意愿多元化的源头入手，并对优化调整的动态过程加以刻画、解释和说明。本研究使用桑基图对博士生就业多元化源头与最终去向之间的动态过程进行刻画，并尝试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特征识别这一新的手段对动态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当年毕业和毕业两年内的博士生为调查对象，委托专业调查机构在2021年5月中旬至7月初的毕业季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抽样过程如下：从常住人口（体现于覆盖群体的多少）、经济发展（体现于互联网基础的优劣）、教育资源（体现于网民素质）和网民活跃程度（体现于在线调研的可行性）四个维度，分别赋予地级市不同的样本权重，进行综合评分；按照综合评分的高低，同时考虑各区域高校分布的均衡性，一线、二线，华北、华东高校资源较多，因此分配较大样本比重，同时做到覆盖全国各地级市。经数据清洗最终提供有效样本1500份，其中来自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样本695份，来自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样本356份，来自其他高校的样本449份。男性样本1006份，占总体的67.1%；女性样本494份，占总体的32.9%。工学门类的毕业生样本占比（25.7%）最高，其次是理学（15.4%），接下来依次为经济学（14.4%）、医学（9.3%）、管理学（8.5%）、教育学（7.0%）、法学（5.8%）、文学（5.3%）、农学（3.0%）、哲学（2.7%）、历史学（2.0%）、艺术学（0.8%）。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1》公布的我国博士毕业生的学科分布结构相比，调研样本中来自经济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的样本占比略高，理学、工学、医学的比重略低，其他学科的占比基本相当。
（二）分析工具
使用桑基图绘制博士生入学初职业意愿到毕业实际就业去向之间的流动路径及规模，以呈现当前博士生就业的多元化状况。对多元化就业意愿的形成以及能够实现理想奔现或需要动态优化调整的原因，以往研究多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只探究结果与原因之间的联动关系，并不能对动态的调整优化过程做出解释。也有研究使用质性访谈的方法探析微观个体的就业心路过程，但往往访谈样本数量有限，难以全面照顾到十几个学科门类、各种院校类型、家庭背景博士生的异质性。人工神经网络特征识别技术作为人工智能领域一种重要的技术方法，模拟人类大脑神经网络的工作原理，一方面由于多层迭代非线性处理能力能够更好地拟合复杂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基于现代计算机高速运算能力可以对大样本信息进行高效、精确的识别和处理，对多种潜在因素交织的复杂情境精准地识别关键特征并高效提取其权重，为博士生职业多元化的动态过程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手段。
本研究使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的具体过程是：首先，对数据做分层随机采样，采集1200个样本作为训练集，其余样本作为测试集；其次，对类别特征做数值化处理，对连续特征做归一化处理以获得更好的学习收敛效果；再次，将个人特征（性别、独生子女、政治面貌、读博动机、就业最看重的因素）和家庭特征（生源类别、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以及学校教育特征（学校类型层次、录取方式、培养方式、学制、专业背景、出国访学经历、实习经历、教学经历、独立申请科研项目、学术交流投入、学术趋势追踪、课堂投入、跨学科投入、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协作解决问题能力、团队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综合性奖励、学科竞赛获奖、学位论文是否优秀）作为可能影响博士生就业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输入信息，以入学初职业选择是否学术职业以及求学过程“学术—学术”“非学术—非学术”“学术—非学术”和“非学术—学术”四类群体的职业流变类别分别作为输出结果，使用底层逻辑回归算法对训练集进行输入-输出学习训练，在人工神经网络能够达到有效识别、判断入学初的职业意愿以及求学过程中的流变类型后停止训练；最后，使用经过训练的人工神经网络对测试集进行效果测试，在其识别率达到规定阈值后提取各特征的权重，筛选出权重明显高于其他的5个特征作为典型特征。
考虑到人工神经网络特征识别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在尝试性应用，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只有独生子女一个特征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中被识别为显著性特征，而未通过Logistic回归显著性检验。考虑到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对复杂非线性问题的识别效果较好，独生子女这一特征可能是作为某些隐性特征的共同信号特征被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识别出来，故依然采用。
三、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源头与流变分析
（一）博士生就业多元化之源：入学时的多元职业意愿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博士生在入学时职业意愿已呈多元化趋势。（见图1）其中以高校作为未来职业意向的博士生比例仅为20.33%，选择科研院所的比例为20.73%，将这两个类型作为学术职业合计占比为41.07%，这与多项国际调查的结果更为接近，却低于许丹东等对“全国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调查”数据分析所得到的广义学术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就业博士生比例（61.7%）。此外，以国有企业作为未来职业意向的博士生比例达到25.93%，高于单独选择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博士生比例；选择民营、三资、私营企业的博士生比例为9.93%，与国有企业合计占比达到35.86%，反映出博士生在入学时就已经具有较强的企业就业倾向。同时，有19%的博士生把国家机关作为未来职业意向，2.13%的博士生选择其他事业单位，还有1.93%的博士生具有自主创业的意向。总的来看，走出学术职业的“象牙塔”，多元化就业的趋势在博士生入学时就已经形成，但是体制内就业（高校+科研院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仍然是主流选择。
（二）博士生就业多元化之流变：“理想奔现”与“现实优化”
相比入学时的职业意愿，博士生毕业后的就业去向更加多元化。样本数据显示，最终在高校就业的博士毕业生有259名，占比为17.27%，在科研院所就业的博士毕业生273名，占比为18.2%，合计占比35.47%，低于入学初以学术职业为就业意愿占比（41.07%）接近6个百分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高校就业的样本中在行政管理和其他岗工作的有5人，科研院所就业的样本中在行政管理和其他岗工作的有22人，整体来看学术单位的非学术岗位就业博士毕业生占比较低。此外，有9.27%的博士生毕业后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0.93%的博士毕业生暂时未就业。这与罗洪川等对我国2015—2020年博士毕业生数据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他们发现从事博士后的比例从2015/2016学年的7.08%逐年上升到2019/2020学年的11.67%，博士毕业生的未就业率从2015/2016学年的5.09%逐渐上升到2019/2020学年的8.66%。考虑到博士后制度是作为博士生毕业后从事科研工作的过渡性安排，如果将博士后也算作学术职业，则学术职业就业比例达到44.74%。进一步考虑有相当比例的暂时未就业博士毕业生仍然会努力进入高校和科研院所，如果将其中的一半（5.47%）作为潜在的学术就业者，则最终在学术职业就业的博士毕业生占到50.21%，这与程诗婷、廖文武对C9高校博士生就业数据的分析结论基本一致。
博士毕业在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为16.53%，低于入学初的职业意愿9.4个百分点；在国家机关就业的比例为10.8%，低于入学初的职业意愿8.2个百分点；自主创业的比例只有0.4%，仅为入学初创业意愿的1/5。以上几类职业（除博士后和未就业外）的就业比例相较入学初的职业意愿比例都有所下降，下面两类职业的就业比例则高于职业意愿比例：在民营、三资、私营企业就业的占比达到13.47%，高于入学初的职业意愿3.5个百分点；在其他事业单位就业的占比为3.13%，高于入学初职业意愿1个百分点。
通过从入学初职业意愿到毕业时实际就业去向之间的流向图可以发现，最初职业意愿与最终就业去向一致从而实现“理想奔现”的只占2/5，另有3/5博士生的就业去向是“现实优化”的结果。
具体看“理想奔现”的群体，最终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中有54.32%来自入学时就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职业意愿的博士生，占到总数的19.27%，即以学术职业为理想又在毕业时实现了理想的博士生只占到全部博士生的1/5。与此类似，最终在国家机关、企业、其他事业单位就业或自主创业的博士毕业生中有44.06%来自入学时就业意愿为非学术职业的博士生，占到总数的19.53%，即非学术职业理想奔现的博士生也是1/5。
入学时职业意愿与毕业时就业去向不一致的博士生本研究称之为“现实优化”群体，其中最终就业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毕业生有45.68%在入学时以非学术性职业为就业意愿，占总数的16.2%；最终在国家机关、企业、其他事业单位就业或自主创业的博士毕业生中有55.94%在入学时以学术职业为就业意愿，占到总数的24.8%，即有1/4的博士生以学术职业为理想，却主动调整或在最后的求职阶段无奈改变。当然，毕业后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9.27%博士毕业生和未就业的10.93%博士毕业生都属于暂时未能“理想奔现”的群体。
由此看来，无论学术职业还是非学术职业，其中理想奔现的比例都是1/5，从学术职业意愿现实优化为非学术职业的比例为1/4，从非学术职业意愿优化为学术职业现实的比例为1/6，其他现实优化从事博士后和暂时未就业的博士毕业生比例也是1/5，即合计3/5博士毕业生的最终就业去向都是主动或被动在现实中优化调整的结果。
四、“理想奔现”与“现实优化”的群体特征及原因
（一）理想奔现
“理想奔现”分为“学术—学术”和“非学术—非学术”两种情况，经人工神经网络识别出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也就是说理工农医类博士生显著地保持了入学初职业意愿与毕业后就业去向的一致性。学科类型既决定行业和工作性质，又与群体社会性格相关，理工农医类专业虽然企业就业选择空间更为广阔，货币收入也往往更高，但学生往往不太容易受外界的现实干扰而改变理想和追求，一旦内心做出选择，求学期间主要是向着自己的目标奋斗拼搏，无论是学术职业意愿还是非学术职业意愿最终实现“理想奔现”的概率都显著更高。在这个特征之外，两类理想奔现群体还有各自的特征。
1. 学术—学术职业的理想奔现群体：学术传统的坚守者。首先，就读学校的类型层次并未成为影响学术职业奔现的显著性特征，即“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的博士生并不比双非高校毕业的博士生更能实现学术职业的理想奔现。这既源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博士生在入学初就没有表现出比“双非”高校博士生显著更高的学术职业意愿，也源于他们在毕业时同样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学术职业就业选择。这与以往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毕业博士生更可能到高校、科研院所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而双非高校毕业生更多从事应用性、技能性工作的传统认知不太吻合。
其次，除了理工农医学科背景因素外，高学术趋势追踪度（追踪最新期刊论文、聆听高水平专家学术报告、通过讨论了解最新学术进展）、学位论文为优秀、未参加实习以及独生子女是学术—学术职业理想奔现群体显著的主要特征。学位论文作为博士生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掌握和运用知识能力以及书面表达等能力的综合体现，需要在对国内外学术研究现状作出全面而客观评述和把握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创新性的观点和结论，才可能经过导师、外审专家、答辩专家的层层审核最终被评定为优秀。在本研究样本中学位论文等级为优秀的占比为13.67%，可以被认为是博士生创新学术能力和拔尖学术成就的最好证明。由此可见，优秀学位论文是学术职业理想奔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外显特征。而博士生在求学过程中关注学科领域的前沿热点，保持高的学术趋势追踪行为，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具有重要的作用，成为学术理想奔现博士生群体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同时，这类博士生回避实习，因为实习一般是在多元化职业导向下以面向非学术性岗位就业为主，对于以科研和学术性岗位为就业意向的博士生而言参与实习意味着需要在时间和精力上做出权衡取舍，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选择回避实习。
2. 非学术—非学术职业的理想奔现群体：新型博士生教育模式的主动实践者。非学术—非学术职业理想奔现群体显著的首要特征是中共党员。具备党员身份的博士生通常在本科和硕士阶段不仅仅是学习优秀，而且往往是学生干部，注重社会交往，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在学生学习科研团队中担任一定的领导角色，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这与另一个显著的群体特征——具有实习经历是相互印证的。两个显著特征共同反映出这个博士生群体的视野不局限于学术领域。而且，博士生求学期间的实习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对坚定非学术职业选择具有确认作用。而且，母亲学历高的特征往往意味着母亲具有更高的职业参与度和社会交往度，与家庭责任都更多落在女性身上的传统家庭不同，这样家庭的子女可能会更具有突破精神，更少受到职业传统的影响，从而在博士生期间选择非学术型的职业目标。
从这个博士生群体的最终学业表现来看，学位论文以合格等级为主而不是优秀，反映出他们纯粹学术研究方面的能力并不拔尖，这会更加确认对非学术职业的选择。或者这些博士生对学位论文的目标定位即合格水平，自然不会以学术职业为就业重点目标。这个博士生群体所反映出的情况恰好与新型博士生教育模式倡议相吻合，即高等院校不仅要培养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也需要培养研究生谋求实际就业岗位的能力。按照莱纳德·卡苏托（Leonard Cassuto）和罗伯特·韦斯巴赫（Robert Weisbuch）的观点，在美国每8名博士生中最终只有2人能够找到全职教学工作，也许只有1人会在研究型大学任职，而这8名博士生都是按照那一位最终能在研究型大学任职的博士生的需求来培养的，有些研究生感觉自己成了机构化培养的受害者。因此，新型博士生教育模式应当培养出具有广阔视野的博士。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非学术—非学术职业理想奔现博士生的职业选择和就业去向，他们是博士生就业多元化和新型博士生教育模式的主动实践者。
（二）现实优化
入学初的职业理想与最终的就业去向不一致，“现实优化”群体也分为“学术—非学术”和“非学术—学术”两种情况。
1. 非学术—学术职业的现实优化群体：学术能力的重新发现者。这一博士生群体的显著群体特征是学位论文优秀、团队能力强、教学体验良好、跨学科投入较大以及课堂投入较大。这意味着虽然他们在入学初以非学术职业为理想，但是在求学过程中切身参与了教学活动并得到良好的体验，这可能使得他们对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产生了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位论文取得优秀的等级，这当然不太可能是偶然的意外结果，更可能是他们在对教学科研工作产生兴趣后，又由于在其他学科有广泛的涉猎，且团队协作能力强，最终反映在取得以优秀学位论文为代表的拔尖创新学业表现，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坚信这种转变是优化的结果，而且学位论文的优秀表现也为他们走上学术职业之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2. 学术—非学术职业的现实优化群体：基于比较优势的重新定位者。从入学初的学术职业理想到最终在非学术领域就业，这一调整转变很可能被认为是无奈的选择，这个博士生群体也往往被认为是学术人才培养的失败者，从模型识别的结果来看他们的学位论文等级也确实仅为合格。但是，优秀等级的学位论文并非获得学术职业的唯一必要条件，没有获得优秀学位论文也不等同于学业的失败，这个群体的其他显著特征还包括具有出国访学经历、父亲高学历、学科竞赛和综合性奖励获奖，这些特征显示他们并非学业的被动失败者，更可能是人生之路的主动优化者。学位论文不是优秀等级，反映出他们可能在纯学术科研领域并不具有创新学术能力和拔尖学术成就，但是他们在学科竞赛中同样可以获奖，或者综合表现优秀而获奖，且有出国的经历，说明他们在非学术领域更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他们的父亲拥有高学历，也使他们更具有突破精神和灵活性，更少受到职业传统的影响，能够根据自身特点优化调整就业方向，他们是基于比较优势的重新定位者。
五、结论与启示
能够选择攻读博士学位且达到学位要求毕业的博士都是优秀的人才，他们全部在学术象牙塔就业对社会而言并非最优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对个人而言也不是最完美的人力资本匹配结果。博士毕业主要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就业适用于科研创新只发生于学术部门的传统学科知识生产模式，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博士人才发挥作用的社会空间越来越广阔，企业同样需要高层次创新人才。因此，博士生非学术就业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学术职业需求不足下的无奈选择，博士生的多元职业规划和根据个人现实情况所作出的动态优化调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博士生多元化就业既能更好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以服务社会，也能最大程度实现人职匹配。
高校和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全面认识这种现象和趋势，做出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人才培养政策调整。
第一，探索学术型博士生分类培养模式改革。2023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以强化两类学位在定位、标准、招生、培养、评价、师资等环节的差异化要求为路径，以重点领域分类发展改革为突破”，推动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类研究生的分类培养。按照《意见》，学术学位培养具备较高学术素养、较强原创精神、扎实科研能力的学术创新型人才，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有两个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思考：①按照学术创新型人才目标培养的博士生毕业后是否都统一安排在学术部门就业？②学术创新型博士生的培养目标是否应当根据就业方向有所差异？首先，学术研究也分为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和带有应用目的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两个亚类，从事这两类研究的可以是同一个人，但大多数情况下会因为研究侧重点（基础理论型学术研究和复合应用型学术研究）的不同而存在两类研究人员。其次，即便高校可以无差别地培养学术创新型人才，企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侧重点也是不同于学术部门的。近年来，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科研创新发生在企业研发部门。截至2023年底，在401.5万件国内发明专利中，企业有效发明专利占比超过七成。因此，学术学位博士生也应当探索分类培养，尊重学生的学术志趣、职业性向，在能力培养方向和侧重点上有所区分，因材施教；在培养方案中多设置选修课程，弹性施教；在教学内容上设计不同的学习方式、科研任务，个性施教。
第二，辅助博士生做好职业规划，实现人力资本更优匹配。在传统的博士生教育中，培养未来的学者是导师和博士生的共识，因此职业规划是明确的，职业规划教育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当博士生就业多元化成为不可回避的趋势，职业生涯规划和教育就应当成为研究生培养机构的必要职责。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不仅要像大学生职业规划一样帮助学生发掘潜能、明确学习和科研追求、规划职业路径，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赛道，还要辅助研究生深入了解关键科学探索领域、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重大需求，将自己的理想、追求与国家、民族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相结合，更好地实现社会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和个体人力资本价值匹配。
第三，提供多领域的锻炼机会，帮助博士生走出象牙塔。对科学高峰的探索和攀登需要精致的学术象牙塔，但是作为科学研究者不能只困守在象牙塔中。长期以来，博士生教育与学术职业部门都延续了“门对门”的培养方式，这固然有利于知识传承、生产的学科化和系统化，但在知识生产模式迭代升级到跨学科，甚至是超学科模式后，政、产、学、研、用的多方融汇和融合，才能推动知识边界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更加关注知识生产主体（人）与知识生产客体（知识）之间密切的交互作用，突出人在知识生产中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使得知识生产从最初被动转化与运用知识，转变为通过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重新整合知识，释放知识创新的巨大能量。这就要求以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为任务的博士生教育为博士生提供在企业、公共部门等非学术领域的合作和锻炼机会，通过参加实习、参与项目合作等方式，磨炼学术创新与冒险精神，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这样的博士生教育，不仅提升学术视野，也扩展社会视野，使博士生可以从容走出象牙塔，从而培养出全方位的高水平人才。
（本文作者：黄维海、李树岳）
（本文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12期）
（湖北研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